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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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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1938年的1月在上海创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汇报》因为立场鲜明的反对内战，令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十分不满，迫使《文汇报》于1947年5月24日停刊。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报社同仁一路辗转，于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也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两家报纸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文汇报》受到严重冲击，被迫关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
代初，《文汇报》曾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发行量达到了一百七十万份，在拨乱反正期间报纸宣传一些思想改革的总的方针，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后来讲到的伤痕文学，《伤痕》这篇小说就是《文汇报》发出来的。《文汇报》发行量有四十万份。
严宝礼（1900－1960）字问聃，号保厘，苏州同里镇人。少年时就学上海南洋公学，1920年入两江路局总
稽核室任职，善于经营筹划，被举为路局“同仁会”负责人。30年代初，创办集美广告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铁路沿线及上海市区路牌广告。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宝礼于1938年1月通过英国人克明领取英国执照，联络好友创办《文汇报》，任总经理。他广聘有爱国心的记者编辑，报道八路军转战敌后抗战，纪念十九路军抗日等，翌年5月发表“五·九”国耻社论被勒令停刊。45年6月18日，严宝礼遭日本宪兵逮捕，经营救出狱。9月，《文汇报》复刊。他继续广揽爱国记者.编辑主持报纸，使复刊的《文汇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国民党威逼收买不成，遂于47年5月封闭该报。严宝礼等将资金设备转移香港，1948年9月在香港出版《文汇报》。次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上海《文汇报》复刊，严任总经理。他领导《文汇报》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在贯彻中国的“双百方针”，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还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等职。1960年12月病逝于上海。
《文汇报》由进步知识分子在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它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新闻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汇报》由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上海出版，立足长三角，面向全国；主流、高端、权威、亲和，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日报。
《文汇报》设有要闻、国际、财经、体育、教卫、文化等新闻版，及时、准确、客观地传播新闻，评论世间万象，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积极反映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拥有“文汇时评”和“笔会”、“环球视窗”、“国内视窗”、“经济观察”、“每周讲演”、“论苑”、“学林”、“文艺百家”、“书缘”、“上海人才”、“教育家” 、“近距离”、“视觉”、“健康生活”、“汽车广场”等一批品牌专栏和专副刊，体现了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派驻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记者即时追踪国际风云变幻，全方位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文汇报》以强大的名家专家资源塑造主流媒体的时代形象，为当今各界读者及时提供权威资讯和深度新闻读解。
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可以说是同一祖宗。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
《联合晚报》、《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部分报社同仁一路辗转到了香港，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又在上海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报头，只不过香港文汇报报头是竖的，上海文汇报报头是横着的。
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也是一份以社会精英为读者定位的香港主流报纸，日均出版60版左右，除在香港地区发行外，还即日运销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零售港币6元。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复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2003年5月，香港《文汇报》珠江三角洲新闻中心成立，下设广州办事处、深圳办事处和珠海记者站，《文汇报》副总编辑张建华兼任本中心总编辑。 2006年，香港《文汇报》在广东省境内发行两叠24版的“商务精华版”的《文汇报》，周一至周六发行，周日停刊（仅有一次倒扁运动期间没有停），在各个报刊零售点都有销售，人民币3元。一叠主要是报道各地主要新闻和财经地产消息，二叠主要报道娱乐、马经和*。
《文汇报》以香港报纸自居，声称读者定位主要是香港社会各界精英，由于该报拥有支持中国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站在偏左的立场。
“八一三”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上海便被敌人占领，从此开始了屈辱的“孤岛”生涯。昔日万家灯火下的欢声笑语，转成一声声长吁短叹。敌军逼近上海后，铁路局遣散了绝大部分职工，众人拿着数量不等的遣散费，失望又焦虑。怎么办呢?一群人坐在铁路局职工俱乐部的房间里，先是牢骚满腹，而后想到妻儿老小，不由强打精神想出路。这时，有人提了个建议，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眼下，上海好几家报纸停刊了。乱世之际，市民更关心战况，想了解时事新闻。如果拿这笔钱办一份报纸，不愁没有销路。”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主张马上着手。筹集到的7000元，成了后来名满天下的《文汇报》的开办费。兵临城下，读者最需要的是战争新闻，这也是《文汇报》的创办初衷。可日本人的新闻检查这一关不好过，弄不好就会被开天窗。要避开，除非挂洋人招牌。
恰好，俱乐部成员中有人认识一个英国人，叫克明，曾经当过英文报纸的记者，如今正在跑马厅打工，料想经济状况不佳，应该会答应作《文汇报》的发行人。果然，去问的人第二天报告说，克明已满口答应，不过提出了——大堆条件：他要兼董事长之职，每月薪金300元；儿子小克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英籍董事要由他介绍，每人每月车马费100元。这苛刻的要求，都被接受了。商量妥当，就根据英国公司法，筹组董事会，并向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立案。英国董事5名，中国董事5名。英方的都是克明找来的，中方的都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严宝礼、胡雄飞、徐耻痕、沈彬翰、方伯奋。严和沈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胡和徐是办报的提议人，方则是找来克明的牵线人。报社经理由严宝礼担任，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徐耻痕任编辑秘书，掌管编辑部的日常业务。万事俱备，只待一位懂行的总编辑。
上海滩那么多家报纸遣散，报人无用武之地。敌人占领上海后，上海各报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说应日军当局的要求，自1938年12月16日起，所有华商报纸，一律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通告一发，各报主持人紧急磋商，决定立刻自动停刊。这是何等悲壮的举动。《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创刊有年，苦心经营，好不容易在读者中树立了声望，却要在危难之际忍痛停刊，情何以堪。何况还有报社员工，把报纸当成终生的事业，此时也理想破灭，谋生无计。徐铸成竟也是这当中的一个，他是《大公报》较优秀的少年才俊之一。不久，一位朋友加入《文汇报》社论写作的工作，也把徐铸成拉进去了。再后来，《文汇报》遇到资金困难，正逢胡政之拿到蒋介石的一笔钱，要他在《大公报》关门后另办一份“孤岛”租界报纸，可是计划未成功。胡无意恋战不复安宁的上海，就把这笔钱投给了《文汇报》，而且据说的还不是现金，以欠付的印赞和《大公报》报馆的白报纸等抵充。
这样，两报就有了合作关系，徐铸成被前任老板派到一个新岗位——《文汇报》总编辑。新老板严宝礼对这样一位出色报人的加盟求之不得，待徐上任之时，颇说了一番“久仰”和“一切仰仗”的话。可是徐铸成
和其他员工一样只能拿四折的工资。《文汇报》太困难了，在《大公报》资本进入之前，出版了20天，排印费分文未付，白报纸也由《大公报》垫用，难以维持。但毕竟印费、白报纸方面的债务负担由此免去，而且有内行携手，前途显出一线亮光。严宝礼对全体员工宣布：“现在工资只能四折发放，如果销路超过5000份，广告费达到月收5000元，就五折发工资。照此类推，广告和发行都超过1万，就十足发薪。” 《文汇报》后来的确蒸蒸日上了，创刊两个月后，销路不止1万。严宝礼请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来查账，结果是根据营业情况，票面为20元的每股股票，实值可升为720元，等于涨了36倍之多。可是十足发薪的承诺许久未能兑现，现金调度始终不大充裕，员工们体谅报馆困难，同意仍按七折取薪。
1938年1月25日诞生于“孤岛”的《文汇报》，坚持民族正义和抗日立场，积极传播于中国有利的抗战信息，受到“孤岛”人民的积极欢迎和热情拥护。有读者就有事业，《文汇报》迅速发展。不到半年，其篇幅即从创刊时的对开一大张逐步扩展至对开四大张；其发行则增加到6万份，超过了接受日伪检查的《新闻报》，成为当时发行量*报纸。同时，其广告也飞速增加。半年内，其广告篇幅从创刊初的不足一版，持续增加到九版甚至近十版；其广告篇幅占报纸版面的比例，也从创刊初的20%左右很快增加至60%。在赢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文汇报》也获得了同业的尊重和积极支持，这从其刊登的大量报刊的发刊广告即可得到证明。
据统计，从1938年2月15日刊登《上海人》周报出版消息开始，至1939年5月18日被迫终刊时，共有75家报纸杂志在《文汇报》刊登广告二百三十余条（不包括《文汇报》、《文汇周刊》、《文汇晚刊》、《文汇年刊》的六十余条广告）。平均每家3条，平均两天即有一条。刊登较多的如《自修》17条，《青年周刊》17条，《孤岛》13条，《上海妇女》10条。笔者分析这些广告发现，在《文汇报》刊登广告的大多是坚持抗日立场或有抗日倾向的报刊，其中有中共领导和支持的抗日报刊《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华美》周刊、《上海妇女》和《上海人报》等数种，其他抗日报刊更有《孤岛》、《自修》、《新语》、《大美画报》、《杂志》、《自学》旬刊、《读物》、《中国画报》、《良友》、《大地》旬刊、《涛声》、《大英夜报》、《导报》、《国际日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循环报》和《申报》（挂洋商招牌的）等二十余种。另外，这一时期，上海“孤岛”出现的一批专载地方新闻并以地方命名的小报，如《锡报》、《苏州公报》等，也在《文汇报》上刊登过广告。这些报刊在《文汇报》上刊登的广告都是其创刊、复刊或出版消息，信息量丰富。由于当时环境制约，加之年代久远，相当部分报刊至今已无保存，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也就只能借助于报人的回忆、幸存刊物留存的相关信息。故《文汇报》刊登的这些发刊广告，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保存了比较翔实可靠的史料，可帮我们还一些报刊本来的历史面目。
有人劳而无获，有人不劳而获，受益最多的要算是挂名的洋发行人克明了。克明一
见《文汇报》赚钱了，就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000元，儿子的增到300元。他不上班，每月却除了白得的1300元，还有一个“办公室”的房租200元。他拿着“高薪”，租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酒吧间作客人闲谈之处，两名仆人身着白衣伺候一旁，与日日在报馆埋头苦干的众人真有天壤之别。若他只是挂个名，给《文汇报》挡挡风，也不枉创办者们的一片苦心。可后来他反倒成了《文汇报》发展的阻力，曾任总编辑的徐铸成因而在回忆录中认为严宝礼是自作聪明，引鬼上门，结果大受其累。且说克明不甘心“枉挂虚名”，一心想控制《文汇报》，得到实权。他竟接受日本人收买，和汪精卫之流搭上了线，想把严宝礼挤走，自己当经理。据说日伪给了克明5万元，并许诺等把报纸抓到手，再给5万。厚币诱惑在前，克明愈发不择手段，寻机操纵报社。他另觅编辑部人选，订了一部印报机，连排字设备都一一备齐，就等着把《文汇报》变成亲日报纸，大赚其钱了。
《文汇报》人正是想在“孤岛”发出正义的声音，才不辞辛苦流血流汗。诞生才17天，就因坚持抗日立场
，被人往一楼营业部扔了枚炸弹，发行职员陈桐轩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新闻战线殉职*人。有人牺牲，有人受伤，注了针的水果装在漂亮的花篮里送来，不明来历的“礼物”热水瓶里盛着死人手臂，整个报馆在恐吓中一天天度过。付出这样的代价，岂能让鲜血换来的清白被玷污?21名员工宁肯冒失业的危险，决意在《申》、《新》两报上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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