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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简介
陈独秀研究网
1、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贪污、腐化的官僚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
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意，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虚伪、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着，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着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主要着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着作选编》等。
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着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字里行间，“批判”遗风犹在，且不无防身自保之虑。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陈独秀着作选编》六卷本，辑文890篇，272万字。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万字，多出200多篇、115万字。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新辑作品主要是档案文件、新发现的文章书信，以及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着作。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陈独秀着作选》第六卷，收入陈独秀音韵学着作《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以及与他的学生、语言学家魏建功来往书信。文字学着作，收入《小学识字教本》、致台静农、陈立夫、陈可忠等人书信。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文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务印书馆。当时，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自然不能出版，书稿亦杳无下落。居川期间，陈独秀在《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基础上，写《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一万元。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以“小学”乃音韵字、文字学综合之古称，也是他研究文字形、声、义三者统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点，拒改书名。此书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动用稿酬。《小学识字教本》书稿由国立编译馆油印50册分赠专家。梁实秋分得一册，十分珍爱，日后带往，请专人描清字迹不清处，影印500册，仍感不佳。再请人费时十月，将全稿重描无误，书名改作《文字新诠》，隐去作者姓名与《自叙》，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语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为陈独秀遗作。《小学识字教本》得以传世，梁氏功莫大焉。
在狱中，陈独秀写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着作。
陈独秀论书法，有一则佳话流传甚广。即我们都知道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陈独秀的一语“刺激”，而发愤练字，终成一代大师的。当时陈与沈还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初次相见，就当面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刘三则是江南名士刘季平也，其时刘三和苏曼殊以及陈独秀、沈尹默等，都是东瀛留学归来常在一起诗酒风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陈的批评为忤，相反后来沈入北大任教，还把陈推荐给了蔡元培校长，并委以文科学长之职，足见旧时学人谦虚宽博之胸怀。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即便是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记戊寅年登石笋山》
悠悠史海、惊鸿掠过、念冯唐、秋不悯蝉语吱吱、独坐溪头思太公、登峰顶，神往春秋与聃同。
芸芸众生、吾似故人、憎郭开、寰不惜廉颇凄凄、庚未及甲忧社稷、居简舍，垂叹功成木应朽。
经历了上的跌宕起伏，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他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其间对书法的爱好始终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着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只得割爱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着《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也退回去了。较后直至1942年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其诗作可以分为三类：
（1）表现理想抱负、批判黑暗现实。
早期所作《夜雨狂歌答沈二》、《远游》和晚年所作《金粉泪》56首及长篇五古《告少年》。托物咏志的《咏鹤》、《杂感》四首、《感怀二十首》深于寄托，伤时感事，虽表现手法较曲折隐晦，也应归于这一类。最早的作品为《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发表于1903年8月17日上海《国民日日报》。
（2）悼念亲人、酬答友朋之作
早年挽亡兄孟吉的《述哀》和晚年《挽大姊》皆为五古长篇，诗中分别铺叙诗人与兄姊患难相依的生活历程，抒发出于肺腑的深哀巨痛。
（3）山水游览与景物题咏之作
描绘山水名胜与四时风物以抒情寄志，是传统诗歌的大宗，艺术美较为突出。《陈独秀诗存》中，早期和晚年都有这一类作品，颇富意境之美。最早的山水诗为《华严瀑布》五言绝句组诗八首。
原配高晓岚（高大众）（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临淮乡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于安庆。
配偶高君曼（高小众）（1888年-1931年），高晓岚同父异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于南京。
配偶潘兰珍（1908年-1949年），江苏南通人，因病去世于上海，无子女。有一养女，潘凤仙曾居于上海。
长子陈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局候补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高晓岚之子。
长女陈玉莹（陈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于上海。
次子陈乔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就义。
三子陈光美（1907年-1999年），长期隐居蜀中，由于历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认是陈独秀儿子。
四子陈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幼女陈子美（1912年-2004年），妇产科医生。文革时经香港前往美加地区，后常住美国行医。她逝世后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崔爱民前去吊唁
幼子陈鹤年（1913年-2000年），与姐姐陈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妻子许桂馨。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1938年底，陈鹤年携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战争期间又回内地。抗战胜利后，再度带全家定居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
传有孙子陈仲劲（父亲不明），曾在抗战时期参加“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团第三总队，后经商，称祖父对他说“千万不要搞”。
养女潘凤仙，随潘兰珍姓，现居于上海杨浦区。
陈独秀故居位于重庆江津西南鹤山坪上的石墙院，距离城区约15公里。这里原是清光绪进士杨鲁丞的故宅，具有典型的清代民居风格。
石墙院是陈独秀故居中*幸存下来的一处未受破坏的原始寓居地。石墙院以四周砌有二丈高的条石围墙而得名。陈独秀于1939年由附近的施家大院迁来此处，住在原杨二太太居室，陈独秀在此地一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寓居时间长达四个年头，现保存下来的陈独秀遗物有棕箱、皮箱、衣柜、砚台、铜茶壶、皮包、衣物等共31件。
陈独秀是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代风气的先行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的启蒙者和缔造者之一，是擎民族火炬的一代先驱。
鹤山坪石墙院位于重庆江津市南郊，原是杨氏乡绅的私宅。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此度过了他六十四年人生的较后一段时光。自此，“石墙院”作为陈独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观载体备受注目。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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