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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简介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比邻皇城根遗址公园，她是一个历史悠久、力量雄厚，以出版学术书刊为主的开放式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保持“三高”和“三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科学人”忍韧的奉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变革与创新的主导思想，在“立足科技，面向教育、多种媒体、综合经营”出版方针指导下，依托中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出版社”的金字招牌，充分挖掘国内外优良出版资源，重视重大出版工程建设，形成了以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社科（H）为主要出版领域战略架构与规模。科学出版社在国内拥有自己完善的出版、发行网络，下设龙门书局、上海分公司、武汉分公司和成都分公司，同时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出版公司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来科学出版社重大出版工程建设引人注目，优良出版资源富集，品牌优势凸显。一批批凝聚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的重要成果、反映中国较高科研水平的重大出版项目和原创科技著作落户科学出版社。这是科学出版社对诸如国家“863”、“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重大项目给予持续关注以及长期重视重大出版工程建设的成果。2005年，历经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辛勤耕耘和通力协作，一部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学术巨著，共计126卷册的《中国植物志》在全部出 版完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570位两院院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科学社有20项入选，在申报的451家出版社中独占鳌头。由钱伟长先生任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40卷）进入运作阶段；由路甬祥副委员长任总主编的*重大出版工程《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20卷）已经完成，其后续工程地方卷、地图集也正在进行中；继《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之后，《中国出土磁器全集》也进入了编辑出版阶段，《中国出土器物全集》系列丛书初具规模。这些重大出版工程有益地提升了科学出版社在图书市场中的品牌影响与竞争能力。
《中国植物志》
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1978年已出版了18卷的《中国植物志》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1999年FloraofChina进入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005年共计126卷册的《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完成，被570位两院院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中国植物志》是由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辛勤耕耘和通力协作、跨越半个世纪的集体结晶。这部旷世巨著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包括9000多幅图版，共计5000多万字，126卷册，是关于中国维管束植物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作为我国宏观生物学领域最重大的学术成就，《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出版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对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植物志》在收载植物种类、编纂内容、正确鉴定植物种名、文献引证、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及其科学性等方面已超过中国在20世纪出版的同类著作，有的还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中国植物志》先后获卷册、科属、或阶段成果奖192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奖30余项。
《10000个科学难题》
《10000个科学难题》是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四机构联合征集一万个科学难题重大活动的成果结晶。征集的内容包括各学科至今未能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学科优先发展问题和前沿问题、国际研究热点问题和在学术上未获得广泛共识，存在一定争议的问题等。征集的对象主要包括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和学部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学科评审组成员，以及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等。40余名院士组成了这次征集活动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等。征集活动计划在2007年－2010年间完成。2007年先行启动三个学科领域：数学、物理学和化学，逐步扩大到其他学科。四机构希望通过本次征集活动及《10000个科学难题》图书的出版，能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导向作用，激励我国科技人员勇于献身科学，攻克科学难题；普及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热爱科学的兴趣，培养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从1925年起执教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理科教员严幼芝先生，在教学时经常需要参阅一些图书资料，而在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或者价格十分昂贵，或者质量不佳。他目睹这种社会现象和自己的切身体会，遂产生为广大读者提供高质廉价图书的愿望。
1930年6月，经各方集资，严幼芝在上海尚文路龙门师范学校的旧址借两间小屋办起出版社，故取名龙门书局，自任经理，出版的*批书是供上海交通大学教学用的70余种课本。经过一年多的摸索，龙门书局在图书质量提高的同时，营业额也直线上升，南京中央大学、杭州三江大学等以及不少外地读者也纷纷要求订货。由于龙门书局的资金、设备和印刷力量有限，那时只能承印预订的业务，没有条件自办出版发行，盈利不多。
1932年，严幼芝为了把业务再向前推进一步，同股东们商议，决定追加投资，将龙门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请郑通和先生为董事长。这时，书局从国外进口了一台石印机，增添了一些工人，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从此，既能承担预订图书的出版，也可以储存一些常用的科技课本以应付门市部销售，印数增加，成本也相应下降。那时北平、天津的一些大学前来订货的也不少，原有资金又不敷周转。经股东会商定，再次增资。
1934年，严幼芝为了进一步提高印刷工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决定自费出国深造。行前将书局和印刷厂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以保持印刷、出版和发行业务的正常进行。严幼芝去英、德两国留学三年多，先在英国曼彻斯特科学技术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学习数理化和冶金学，1936年转到德国莱比锡印刷学院专攻印刷技术。
1937年春，严幼芝在国外从报刊的字里行间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准备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这年5月初他即赶回祖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八一三”日寇又疯狂进攻上海，狂轰滥炸，龙门印刷厂遭殃被毁，化为瓦砾。上海沦陷后，龙门书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收拾残烬，邀请回到乡下的工人重新来到上海，购买一些破烂的石印机器加以修理，在租界内租用临时厂房，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生产。龙门书局在创始阶段的七年中，出书近千种，较好地满足了各校教学的基本需要。
1937年“八一三”日寇侵占上海，人们惶恐不安，出版业异常萧条，同业竞争又十分激烈，利润遽然下降，时有发生危机的可能。为了维持较高的利润，经严幼芝发起，组织八家出版社联合经营，立即得到同业的赞同，决定共同集资，在人们称之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成立龙门联合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原龙门书局占股份32%。它由股份较多的六家负责人为董事，组成董事会。严幼芝被聘任为总经理。
起初，龙门联合书局的发行业务由一家杂志社上海分社承包，1938年收回自办，并由严幼芝等负责组成总管理处，自建印刷厂，设立总发行所和支店专柜。同时，在北平和天津也设立了分店。从此，龙门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跻身于中国书业界。
龙门联合书局在经营管理方面一向精兵简政，精打细算，注意提高效率，以降低成本。当时总管理处设于一幢三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屋内。总经理室在楼上，秘书、会计、出版、总务等部门在其周围，随时为总经理传递信息、提供资料和处理日常工作，总共不过十几人；楼下是书库和批发部，才六名职工。
龙门联合书局虽然并不大，但出书品种很多，而流动资金有限，时有捉襟见肘之虞。久而久之，流动资金周转迅速成了龙门经营管理上最突出的特点。它对原材料的周转期限，成品、半成品的库存时间均有很高的要求。在生产流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发生了重大故障，都可能影响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转，甚至出现危机。所以经过不断总结经验规定了严格的供求对路、以销定产的出书原则。书稿大多由使用该书的大专院校提供或推荐，需要什么出什么，需要多少印多少。对于畅销书和大部头书，龙门设立了好几个毛本栈房。存储毛本，有利无弊，既能减少积压资金，又能随时装订成书。同时对装订规格，可以根据销售情况任意改变，比较机动灵活。
龙门联合书局董事会中的主要成员来自教育界。他们懂得人心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比较能关心职工和善于用人。在职工队伍中，大多是青年，练习生经常占全员名额的三分之一，他们学习努力，工作积极。这样既节省开支，又培养了一批适应龙门需要的人材。
龙门业务的迅速发展往往受资金短绌的限制。为了扩大再生产，1942年起，年终盈利就很少发放股东的股息（8厘）和红利，而采取升股的办法（龙门股东以学界居多，入股不只是谋利）；对职工的年终分红也常以股票代金（职工得到股票后，很容易按票面值转让），借以增加流动资金。
1945年秋，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版行业进入激烈竞争阶段。为了谋求发展，龙门联合书局决定组建科技图书编辑室，以适应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其科技图书的选题一般是经人推荐，初步认可后，即与在上海平素关系较密的几所主要大学的教授或一些厂矿单位的专家交换意见，对社会需求、读者对象，做到心中有数。选题确定以后，物色着译者或约请推荐人撰写，签订约稿合同，在合同上还标明版税率，一般为定价的10－12%，每季度根据销售量结付一次版税。龙门的编译人员完成本单位交办的翻译书稿则不付给版税或稿酬。图书的印数和定价也是由严幼芝和程克猷酌定，编辑人员很少过问。从账面上反映，一本书的印制成本约占定价的30－35%。
龙门的专职编辑人员甚少，主要聘用特约编辑，机动灵活，按件致酬，节省开支，同时采用编校合一的办法，由编辑与出版人员共同兼顾图书的设计、校对（如系翻译稿，每个校次都必须对照原文），由于分工粗略，却培养了一些出版工作的多面手。
在科技图书出版业务发展的同时，龙门约请了23位大学教授、工程界知名专家组成一个工程图书审核委员会，作为编辑出版业务的咨询机构，对龙门出版工程方面的图书发挥了一定作用。龙门由于出书目的和读者对象比较明确，各类图书出版后颇受学界欢迎。在科技图书编辑室成立以后的两年中，陆续出版了编着和翻译的科技图书近200种，其中不少成为大专院校和高中的课本或参考书。如：《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上下册）（严济慈）；《材料力学》（季文美）；《机械制图》（沈正功）；《电工原理》（张钟俊）；《燃气轮机》（陈学俊）；《实用机构工程手册》（柴志明）等。这些书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的书曾多次重印，直至解放后仍有读者。
龙门联合书局早期出版的科技图书，在印刷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书稿经编辑室主任审阅后发排，送交自设的小排字房。排字房除了铅字架外，只有一、两部脚踏印刷机。起初只有两名排字工人和一名学徒，后来又增加一名排字工人。稿子排出，至少送校三次，由编辑人员校对，态度极其认真，出书绝少发现书中有排印差错。校改完毕后，即在脚踏印刷机上打印清样，清样用道林纸，再送编辑室。印刷时，仍在自己印刷厂采用石印方法印刷，不送外厂。这样做为的是充分利用自身现有条件又免受别人制约。随着科技图书的出版量不断增长，起初有些小厂来承接图书的排印装任务，不久龙门与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艺文印刷厂等签订了长期合同，这才真正走上了铅印出版的大道。那时一般图书的印数3000册左右，上万的很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龙门联合书局领导层意识到科技图书的出版发行事业必有其广阔的发展前途，希冀大展宏图。鉴于早已解放的东北地区有不少大专院校、工矿企业，对于科技图书有殷切需求，遂于1949年8月派人前往沈阳设立分店。由于当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和一些小书店均不销售科技图书，龙门沈阳分店成了*经营，零售兼批发，生意兴隆，尤其逢年过节，门市九折优惠读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沈阳分店几乎包揽了龙门版图书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市场。新中国成立后，龙门又派人去西安等地开设分店，扩大发行业务。
自1950年起，北京、汉口等分店为扩大营业额，方便图书馆、科研单位和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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