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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简介
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
山西博物院位于太原市秀美的汾河西畔，占地168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总投资近4亿元人民币，是目前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之一，为国家“九五”重点建设工程，也是山西省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文化基础设施。
山西博物院建筑群由主馆与四角辅楼组成。主馆造型如斗似鼎，四翼舒展，象征着丰收富足与安定吉祥，并以现代技术手段诠释了古人对建筑“如鸟斯革，如翚斯飞” 的审美取向。四角辅楼分别是临时展厅、多功能报告厅、文研楼和行政楼。整个建筑群如山似阙，跌宕起伏，雄浑大气，成为太原市重要的标志性文化建筑。
山西博物院的前身为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此后屡次更名。1953年起称山西省博物馆。新馆于2001年8月10日奠基开工，2004年竣工，定名为山西博物院。
作为山西省*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荟萃了全省文物精华，珍贵藏品约20万件。其中新石器时代陶寺遗址文物、商代方国文物、两周时期晋及三晋文物、北朝文物、石刻造像、山西地方陶瓷、金元戏曲文物、明清晋商文物等颇具特色。此外，我院的图书馆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基础设备、设施完备，管理制度完善，院藏图书计16万余册，古籍11万余册，其中善本888函、5043册。最近还被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图书馆处评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它紧紧抓住山西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亮点”重点展示，并打破传统陈列模式，以物代史，史物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广受赞誉的陈列风格。
除基本陈列外，山西博物院还根据馆藏特色和时代要求，举办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山西博物院还拥有公众服务部、科技保护部、信息网络部等十五个功能齐备的部门及先进的楼宇自控系统、安全技防系统、消防监控系统、电子票务系统及文物商店、对外餐厅、茶舍等完善的服务设施。
作为三晋文化的传承者、垦拓者、引导者，山西博物院本着“三贴近”的原则，坚持把社会效益和群众需求放在首位，着力打造成真正的“艺术展示的殿堂，学生学习的课堂，民众休闲的乐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山西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山西博物院的前身为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此后屡次更名。1953年起称山西省博物馆。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现存不可移动文物３．５万余处，全省馆藏文物１００余万件。然而几十年来，与山西极为厚重的文化积淀不相符的是：原有的山西博物馆资金短缺、展厅面积狭小、设备陈旧落后，大批珍贵文物沉睡在仓库里，寻常百姓无缘识荆。
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省开始筹建博物馆新址，经过漫长的准备过程，2001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3.16亿元。新址于日前竣工，并基本完成布展，被命名为“山西博物院”。
从1919年创建至今，山西博物院已走过了九十个春秋，历经艰辛：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诞生，它遭受过军阀割据的摧残，经历过沦陷日寇的屈辱，接受过解放战争的洗礼，也饱尝了十年浩劫的磨难。回眸这段不平凡的岁月，它见证了山西的博物馆事业从举步维艰到蒸蒸日上的历史沧桑，记录了几代晋博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之路。
山西博物院是太原市标志性文化建筑，坐落在风景秀美的滨河文化广场西畔。其前身为民国初创设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至今风雨沧桑已九十年。它是山西*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国家一级博物馆。2005年9月新馆正式开放，“晋魂”基本陈列好评如潮，各项工作全面稳步发展。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文化精英，认为救国必须学习西方，振兴必须开启民智。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一批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应运而生。1919年10月9日，山西博物院的前身——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与南通博物苑、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等十余所博物馆一道开先进思想风气之先，领近代文博事业之潮。
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的创立，不仅在于一省一地文化设施领先，还在于阐发传播社会公共精神和民众公共意识，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践。
创设初期的成长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在太原文庙成立，从此掀开了山西博物院建设历史的篇章。据史料载，图书博物馆建立初期，“广搜中外教育品及教育图书而陈列之，以资公众观览，促进教育之普及及进步”，广泛搜集中外动植矿物标本，乡里金石文物，先贤遗文，并举办了一些展览，如“古先哲遗像胜迹”、 “中外古今书籍”和“吉金珍石名拓”等供观众观览。这些展览的举办对民众起到一定的社会教育作用，为先进思想在山西最初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1925年10月，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更名为山西公立图书馆。当时政府大力支持，拨款修缮馆舍建筑，原馆面积遂扩至9万平方米。博物馆成为图书馆的附设机构，馆员13人，藏书也增至13万余册。博物馆遵循“普示德育、智育、体育、促进社会进化”的宗旨，开放古物、土产、动物、植物、矿物标本、科学仪器、幼教教具等展览，每年约20万人次游览。
在此期间，由山西省公立图书馆牵头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并在此基础上举办了多次成功的展览。1930年10月，山西公立图书馆与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合作，发掘了万泉县（今万荣）汉汾阴后土祠遗址，后经整理举办了土陶器展。1931年1月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等联合发掘万泉荆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了庙底沟文化遗存，部分出土物入藏山西省公立图书馆。荆村遗址发掘是采用科学考古方法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早期实践，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33年10月，遵照省府颁发的《山西省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就太原前山西公立图书馆原址及所有图书物品，筹备开办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制定了“实施民众生计、语文、公民、健康各种教育，并辅导本省各县民众教育事业之进行”的宗旨，积极举办各种展览，广泛开展民众教育活动，并创办了月刊《山西民众教育》。这一时期博物馆事业发展，设备扩充，在质、量两方面均见充实。
沦陷时期的劫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8日，太原沦陷。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随之沦落日军手中，几经易手、更名，文物藏品遭受惨重损失。
日军接管省立民众教育馆后，将其更名为太原图书馆，附设于“山西文化保护会”，由日军山冈部队管理。之后又先后易手日军舞兵团和山西陆军特务机关代管。1940年12月，由山西陆军特务机关移交伪山西省署，1941年1月，更名为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日军从全省各地掠夺书籍、文物等以充馆藏，并且将一些珍贵文物、书籍运至日本。
1945年抗战胜利，阎锡山委任王仲元为接收委员，恢复省立民众教育馆馆名。由于太原沦陷八年中古物、书籍等饱罹摧残、丧失殆尽，战前盛况已一去不返。经整理统计，有中外文书籍16万册，古物有史前暨商周秦汉等至明清各代名贵珍品9240件。1948年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负隅顽抗，竟将兵工厂设于民众教育馆馆址文庙，博物馆工作被迫中断，馆舍建筑和藏品再遭劫难。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博物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建国初期的整顿改造新中国诞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博事业。1949年4月，省立民众教育馆由人民解放军太原军事委员会文教接管组接管，更名为山西省图书博物馆，下设博物部。
山西图书博物馆先后接收民众教育管、省政府、太岳区移交及个人捐赠的大量文物，藏品总数增至13000余件，图书17万册。经过清点整理，对外开放历史文物和自然博物标本陈列室。1951年，按照“以改造原有博物馆为主”的方针，对原有陈列内容和藏品管理进行了改造和整顿，加强宣传教育功能，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努力清除旧时代影响。1949年到1951年，前来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多达219，000人次，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随着*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深入发展，博物馆建设也迎来了初步发展时期。1953年9月，山西图书博物馆与太原文物馆合并，更名为山西省博物馆，人员编制增至70余人。
1956年，秉承“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地志博物馆模式陆续完成本馆自然之部、历史之部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部的基本陈列，并对公众开放。这一时期博物馆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先后举办了“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成就展”、“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成就展”和“农业学大寨展览”等六十个展览，讴歌社会主义制度，阐扬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作用。
博物馆事业迅速发展，并展开了大规模的藏品征集活动，除了接受政府移交和社会捐赠外，也主动派员到山西各地调查、征集、收购各类文物。五十年代初，征集回宋版“鼓山大藏”十余卷，明版道德经、南华经、黄庭经，明唐寅、董其昌等名画五轴，离石汉左表墓画像石十块。从运城还收集回1890年前后落下的陨石标本，并征集到赵铁山、常赞春、董寿平家藏书画数百种。六十年代初，从北京琉璃厂等处购回了部分零散文物和敦煌隋唐写经卷和名家书画数十种，丰富了博物馆藏品种类。博物馆也接受了一些收藏家和爱国群众的捐赠。六十年代初，李宗仁先生通过当时华北局和文化部捐赠的傅山先生“锡予寿王诗”绢本十二条屏。马林先生及其家属先后捐甲骨片二百余片，张筱横先生捐一百五十二卷赵城金藏。
文革时期的挫折正当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全面有序开展的时候，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博物馆陈列和藏品被列为“封资修”或“四旧” 受到批判，博物馆事业遭到破坏、艰难维持。在恶劣的环境下，大部分职工坚守岗位，保证了国家财产和文物的安全。
1971年11月，博物馆开始逐步恢复业务工作。1972年5月，举办了“山西省出土文物展”，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举办的*展览。此次展出文物1200多件，观众累计达195000余人次。1973年4月到8月，山西博物院精选78件展品，参加国家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赴英、法、加、美、日等国展出。1974年，博物馆举办了“侯马奴隶殉葬墓展览”，并在太原、大同、晋中、忻州、昔阳、阳泉等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巡回展，吸引了20余万人前来观展。驱走“文化大革命”阴霾，文物展览和藏品收集等各项工作逐步恢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博物馆事业也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山西省博物馆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在陈展方式、藏品征集、修复保护、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推陈出新弘扬三晋文化80年代初，山西省博物馆突破原有的通史陈列模式，推出“山西古代史陈列”和“山西革命史陈列”，以山西地方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突出表现发生在山西土地上的重大事件和相关物质文化遗存，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80年代起，文物征集和捐赠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种捐赠数量繁多、质量上乘，其中不乏文物精品。山西省博物馆与太原电解铜厂密切合作，总计拣选文物一千余件，抢救了大批珍品。其中有商代“速父戊卣”和西周“康生豆”等珍贵青铜器；从西周至明清历代货币达三十余吨，极大丰富了馆藏古币的数量和质量。钱自在先生捐献珍贵文物一百一十件，其中元代顾安《凤竹图》轴、元代日本髪僧金绘《祗园大会图》卷均为孤品。山西省博物馆与汾阳县博物馆合作发掘了隋代梅渊墓，发现并收藏了大量精美瓷器。1986年，建立了山西省*座*文物馆。
强化服务宣教丰富多彩引进社会资金，开放博物馆阵地，面向社会联合举办具有重要教育意义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临时展览，是这一时期改革实践的主体。1984年举办的“建国三十五周年出土文物展”和1996年与省厅联合举办的“山西省打团扫恶成果展”是实施这一理念的成功案例，对拓展业务经费渠道、活跃展览活动、发挥主阵地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1991年，山西文物精华展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这是建国以来山西在首都举办的*次大型综合性文物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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