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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植物园简介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NBG·JIB所占地186公顷，坐落于南京钟山风景区内，面山临湖，傍依古城墙。园中气候温和，植被茂盛，融山、水、城、林于一体，秀色天成，风光旖旎，既是一个奥妙无穷的植物王国，又是一个独具魅力的旅游胜地。八十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所园已成为一座享誉中外，集科研、科普和游览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的植物所园。
南京中山植物园坐落于南京市东郊的*钟山风景区内，占地186公顷，背倚苍翠巍峨的钟山，面临波光潋滟的前湖，傍依古老壮观的明城墙，遥对闻名中外的中山陵。园中气候温和、植被茂盛、融山、水、城、林于一体，秀色天成，风光旖旎，既是一个独具魅力的旅游胜地，又是一个奥妙无穷的植物王国。
七十年来，经过植物园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南京中山植物园已成为一座享誉中外，集科研、科普和游览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植物园。作为中国中、北亚热带的植物研究中心，植物园保存植物3000种以上；建成专类园（区）10个；拥有馆藏标本70万份；设有观赏植物中心、药用植物中心、植物信息中心、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和华东地区*植物标本馆。自八十年代以来，植物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600多个单位保持着种苗、标本和图书资料的交换关系；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建立了我国*对国际友好姊妹植物园，该园主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雷文博士被聘为南京中山植物园名誉主任；还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植物园、日本东京大学植物园等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是中国最早加入“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植物园，为IUCN濒危植物委员会成员；成功地主办了亚洲史上*次国际植物园学术讨论会及第十一届国际植物园协会大会。
既有园林外貌，又有科学内涵南京中山植物园，是我国四大植物园之一，*科普教育基地，亦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名为“植物阆苑”，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游览者30万人次以上。这是为了纪念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于1929年破土动工创建的我国*所国家植物园。位于紫金山南簏，依山临水，景色天成。创建以来，几遭破坏。1954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重建，现以逐步发展成为以北亚、中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为重点的研究机构。园内珍藏有腊叶标本50余万份。以资源植物的发掘、利用和改造为方向，先后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已在生产中推广。近年来开始重视了植物种子资源保存的研究。
1925年3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生前的愿望，在南京东郊钟山主峰南麓建造了肃穆、宏伟的陵寝。为了保存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团体向中山陵园所赠送的名贵花草、树木，1929年在中山陵西侧、明孝陵附近划地建立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炮火摧残的中山植物园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但成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风景名胜，而且成为国内植物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在植物学研究方面，在1934年7月中央研究院建立的动植物研究所的基础上，经过合理调整，于1950年10月调集以植物分类学家裴鉴为首的一批科研人员在南京建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华东工作站，1954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将工作站迁到南京东郊与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进行合并、扩建，正式命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该园背倚钟山，面临前湖，占地186公顷（合2800余亩）。为了使植物研究的方向任务有应有的体现和发展，1960年6月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并保留中山植物园名称和功能。此后一直保存了所、园一体的建制，使植物研究和植物园建设互为依托、相得益彰。
南京植物研究所和中山植物园的初步成长和发展首先归功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建造科研办公大楼、试验研究温室、购置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创造了必要的研究工作条件，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几次来园视察并作指示，极大地激发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新老几代植物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园林职工在建园初期，尽管物质资源相当匮乏，十分艰苦，然而干部和员工的劳动热情却十分高涨。经过十几年的忘我工作、辛勤劳动，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建立起"苗圃试验区"、"药用植物园"、材用树种园"、"松柏园"、"树木园"和"分类园"共700余亩，建成了温室2000多平方米，科研大楼拥有植物标本40余万份，在开发利用药用植物、速生树种的引种驯化、木本粮 油选种育种和植物植被资源调查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出版了《中国药用植物志》、《江苏植物志》 、《江苏药材志》等数十部志著和大量研究论文。引种成功了岩蔷薇等取代进口的工业原料植物，特别是在裴鉴所长领导下，以薯蓣科为对象，进行了综合研究，为国内同行运用多学科手段进行植物系统演化研究率先做出了成功的样板，此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解决了甾体原料药的生产，结束了我国激素类药物依靠进口的历史。还与4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植物园建立了种子苗木交换关系，引进了油橄榄、速生柏和优良绿肥等植物，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植物学界和园林界享有一定的声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林彪、江青、康生这一类带着野心和私人欲望的野心家的阴谋活动，造成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极度混乱。园、所也一无例外地陷入了无法正常工作的状况。老专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年轻一些的被说成走白专道路，连研究对象--树、草、花也被划为资产阶级"成分"，而大批职工亦被按照"敌我"界线排了队。就在这种敌我混淆，黑白颠倒的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中山植物园的厄运接踵而来。1969年某"机关"决定"借用"植物所房屋，1972年又进一步强令植物所搬迁，把全部房屋让给该机关使用，而该机关也对办公大楼按照"干部休息"的要求作了改造的计划。在这"蚕食"过程中，植物所全体职工，带着"斗、批、改"的任务，又重演了一次抗战时出现过的"辗转迁徙"。他们先是被赶到南京师范学院，继而又下放到六合农村，后来又到江浦老山林场锻炼，接着要与省农科所合并，较后又搬到停办了的南京农学院进行名目繁多的运动。这期间还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1972年夏，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史》一书作者，80高龄的李约瑟先生来到南京，指名要看看中山植物园。接待人员只好以"植物园人员外出斗、批、改"为托辞而婉言谢绝。可是，李约瑟说，"我研究中国科学史数十年，早就想亲眼看一看世界闻名的中山植物园。人员去斗、批、改了，植物不去斗、批、改，能不能让我去看看植物？"结果还是遭到拒绝。他只好抱着终生遗憾，心酸泪溢地离开了南京。以后又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等外宾指名要看植物园，有关部门仍以"维修"为名，谢绝参观。在国际交往上很被动。
1969年所谓"借房"，实质是某机关的少数人看中了植物园这块风水宝地，借口"战备需要"，采取先借用房屋，后强令搬迁的权术致使植物园遭到毁灭性破坏。"借房"初期，植物园的办公用房被全部占用，植物园里的大批树种被砍伐，试验苗圃被辟为水稻田和菜园，高大的温室种上了黄瓜、茄子和辣椒等蔬菜，大量名贵的热带花卉苗木被扫地出门，*剩下的是一棵高悬屋壁上的薜荔。在700多亩的中心区域内，被占用的土地达200多亩。在试验区内放鹅、牧羊、人畜践踏，致使植物园无法管理。占领人员随便摘吃杂交试验树的果实，使科研成果付诸东流。连种植了周总理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油橄榄的园地也不能幸免，水土保持被严重破坏，还间种着农林部规定不准间种的作物，使这一从国外引进的
树种的成长、发育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总之，即使 在"借房"期间对科研工作的损害也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至于强令搬迁所造成的各方面损失就更令人痛心了。由于限时限刻强令搬迁，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在搬迁过程中，浸制的生药标本经颠簸运输基本上作废。植物标本搬到新址，由于房屋不合适，雨季一到，发霉变质。从国内外引种的植物大量丧失，名贵树种被破坏，如全国岩蔷薇原料的良种基地（已为国内摆脱定香剂进口作出贡献）被全部砍除，60多亩药用植物园损失巨大 。"亚、非、拉"植物引种区变成了进驻者的菜园；试验苗辅成了水稻田。由于新址无适宜的试验场地，人员无法落脚，造成人分两地，园分两摊，首尾不能相顾，一般栽培尚且困难，科研工作更难开展。近二十年辛勤栽培的植物，本来正是进行科学研究为工农业生产作出贡献的良好时机，却因少数人的极左、愚昧加私欲而丧失殆尽。此外，占住园内的各部门为了争种蔬菜，提出"见缝插针"的口号，肆意砍树种菜。如在一处苗圃地，一次被挖除的苗木竟达一千多株，他们甚至竟派人放哨，偷砍竹子，有时一次就达数百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人们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考虑了一系列极具尖锐性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了，完全搞得"走了样"（当时仅能认识到这个程度）。尤其是1971年底和1972年初，同志为"二月逆流"错案平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在这期间周思来同志在许多场合指出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在
文化教育方面，周总理又提示有关人员，强调了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人民日报》也作了相应的宣传报道，这一切都反映了科研人员和广大师生的心声。自从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职工强烈要求所领导向上反映情况，植物研究所领导多次向上级提出报告，要求归还被占用的房屋和园地。可是，一封封信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之后，植物研究所从领导到员工由气愤变成了气馁，再由失望变成了绝望。眼看全国上下都对极"左"思潮有所认识，而当时江苏省少数头面人物却仍在处心积虑地要搞掉中山植物园，解散这支科研队伍，这一切不能不使人们义愤填膺。
1973年3月，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年底又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对各方面的整顿工作，使国民经济有了转机。这一切，植物研究所的干部群众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们并不了解当时复杂的斗争内情，却凭着朴素的直觉，认定邓小平同志是值得信赖的。于是，鼓起勇气，抱着一线希望，给邓小平同志写了封长达5000余字的人民来信，并在研究所发起了签名活动。当经办人拿着人民来信到处找人签名时，有的人边签名边叹息道："又来签名了，有什么用啊！"经办人为了鼓舞士气，毫不含糊地回答："有用！这次一定有用！"信写 好了，可是怎么把它寄到邓小平同志的手上呢？研究所的领导绞尽脑汁，较后选定了两个途径：一个是由出差人员从石家庄邮局发出人民来信。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把打印好的36封信同时寄给36处负责同志或有关部门；另一个则是通过人托人的办法把信交到邓小平同志的手中。1974年6月中旬，这些寄托着植物研究所干部群众对邓小平同志无限信赖之情的信终于被发出了。
究竟是哪一封信到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手中，至今仍然还是个谜。不过根据可靠物证可以推断出如下经过：1974年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志接到植物研究所干部职工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当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在信上快速扫描时，他的双眉越锁越紧了。随后，他习惯地点燃一支烟，一边仔细地阅读来信，一边陷入了沉思。信中所说的南京中山植物园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身为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的京沪杭战役总前委书记，他曾经到过这里。而如今，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这样一座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世界闻名又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植物园，竟然无处安身，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如不迅速恢复，损失将如何估量啊！想到这里，他猛地揿灭了烟头，提起笔来写了一个态度坚决的退房批示，其中明确写道：“如来信属实，应坚决归还”。
当天下午3时40分，国务院值班室人员拨通了江苏省委的电话，查问有关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的情况，要求江苏省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很快将邓小平同志的批示连同江苏省植物研究所人民来信的影印件转给下属单位，要求迅速查处上报。7月30日，江苏省委和有关单位在查明情况以后，经过协商，终于落实了归还方案。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当这一切在快速进行时，植物研究所的干部群众也隐隐约约的听到一些风声，他们的心情是喜忧参半、听天由命的。可是，当归还植物园的喜讯传来时，他们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1974年11月他们带着幸存的几十万份植物标本和成箱成捆的研究资料重返阔别数年的故园时，很多人还觉得恍如梦中。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植物研究所的负责人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么快就落实了政策时，他们得知，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作了归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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